在我的记忆中，我的母亲很少发脾气，她总是在挨打，所以我对她那次发脾气的印象非常深刻。
那是一个星期天我们几个人在家中玩，我母亲去地里干活。等我的母亲回来，发现她没了一百元钱，在当时一百元钱可是个钱，一个普通人不知道攒多久才能攒够那点钱。
她把我们几个人都叫过来，她从来舍不得打我，连拍我一下都舍不得。她让我的弟弟们跪下，问他们:“到底你们两个人是谁拿的钱，交出来不打。”
我的两个弟弟都说不是他拿的，我的母亲生气了，拿着棍子打他们，一边打一边哭，“你们这些不争气的东西，你们说不说？”我的弟弟也哭，可是不管我的母亲怎么打他们，他们都不承认。
我的父亲回来了，他没有打他们而是问他们都和谁在一起玩，问出来之后他就挨家去找。然后他把每一个小卖部都找遍了，终于找出了小偷，他是我的大弟弟的同学，他看着我们家人不注意，偷了我们的钱。到小卖部买了一袋方便面，剩下了那么多的钱，我父亲要了钱也就不追究我弟弟的过失了。
我父亲挣得钱从来不给我的母亲，他都是自己拿着，我母亲花一分他就给一分。不仅如此，我母亲挣得钱也必须交给他。
有一次我们实在是没钱花了，我母亲就拿了我父亲十元钱，被我的父亲发现了，他就开始打我的母亲。直到现在她还经常提起，他说我的母亲是个小偷。
我的病好一点，我就在本村找了一个厂子上班。一是离家近，方便，二是万一我的病犯了也好有一个照应。
我头一次上班，觉得什么都很稀奇。我学的是打卫，刚开始怎么也打不好，总是重做，后来学会了谁也比不上我。
我的老板会修机车，他总是让我们拿这个拿那个。我刚开始就分不出扳子和钳子有什么区别，我们的老板就笑我，“你的父亲是修车的，你怎么连扳子和钳子都分不清。”
我的父亲是修车的我又不修车，我怎么知道什么是扳子什么是钳子。
我在这个厂子里上了好几年的班，后来我又到了一个新厂子去闯荡。我头一次离开了家觉得很兴奋，我终于能逃离那个地方了。我有一个非常要好的好姐妹，她说，“我不明白，你怎么那么善良，别人不愿意干的事你干。”
我只是对她笑笑，习惯成自然了。我们一起吃饭一起上班，有的时候她会从家中带来干辣椒，我比较爱吃油炸辣椒。
后来，赶上闹“非典”我父亲就把我接了回来，不愿意我到远处上班。其实有什么好担心的，我们的女老板特别细心，每天给我们消毒，熏屋子。
我们的村警戒森严，每一个路口都有人把守，出来进去都有人检查。我的父亲也成了站岗的，一天给多少钱。
有的人见这阵势，以为世界末日到了，买了许多的好吃和罐头，他们说，“趁着现在还活着，想吃什么吃什么。要不临死时想吃一口驴肉火烧都吃不上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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